普睿司曼

比如云南省某地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为了避免承担法律责任，可以依据《艾滋病防治条例》的隐私绝对保护条款而不将艾滋病感染者的信息告知任何人。

我们不否认有这样的共产党员，然而更多的共产党员是正常人，只不过他能力更突出一些，道德品质更高尚一些。列宁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中指出，目前我国革命的新东西，就是在经济建设的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逐渐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法，在革命全部胜利之后转而采取非常‘改良主义的措施。

3.4.1 党导法治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紧接着中国共产党又提出全面推进从严治党。需要特别区分的是党内法规和党导法规，党内法规仅仅适用于党组织和党员，党导法规解决从适用于党组织和党员到适用于政府和公民，也就是中国共产党通过规治到法治的领导规则。如果此时贸然采取普选制将会导致国家分裂和社会动荡。宪法实施的前提是宪法必须是规范性的和可实施的，作为中国最根本政治制度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必须在宪法的规范之下，宪法的实施才有意义。列宁是非常英明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毫无疑问应该告别革命，否则只有革自己的命，因为你现在已经是执政的阶级。

这样我们既保证了法治的基本原则又为从严治党提供了理论依据。真实的劳资关系是合作基础上的冲突，合作是第一位的，冲突是第二位的。三人私下会谈时就制定民法典达成共识。

3.立法的封闭趋势 从人员职业构成上看，30余年来全国人大法律委的组成人员呈开放的趋势，亦即从最初的权力主导型向协商型改变，尤其是职业立法官员和法学家立法者的出现和固定，以及有着地方党政领导、行业或部门履历的委员加入，使立法过程本身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辩论和博弈色彩。如果我们将文革理解为毛泽东有意识地摧毁文官系统以期延续无产阶级革命的尝试，那么，这段历史正好从另一个角度无可辩驳地佐证了韦伯的这个论断，因为这一尝试支付的成本实在太高。因此，制定行政法规是宪法赋予国务院的一项重要职权，也是国务院通过立法实施国家管理的重要手段。1.职业立法官员的兴起 在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时期，法律委主任委员或法工委主任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任。

马克斯·韦伯认为，官僚制一旦完全得到确立，就会成为最难以摧毁的社会结构。而政治主导这个侧面，揭示了立法工作的工具性地位。

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主任胡康生为例，上世纪80年代末他就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工作，历任民法室副主任、主任、法工委副主任，是党内著名立法专家。政治学界常常用政府主导型来解释我国的变迁模式。通过法律和地方性法规的比较，我们注意到，在1993/1994，1997，2002，2004四个时间点上，二者具有相同的激增特点，这并非出于巧合。二是专门委员会成员对有关问题比较熟悉，研究能更深入。

1982年宪法赋予国务院关于行政法规的立法权，这在立法数量上得到了迅速的反映。由被支配者选举出来的官僚，不是纯粹的官僚类型。据顾昂然回忆，这年11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各专门委员会负责人座谈会，会上提出了要不要法律委员会统一审议和法工委角色定位等问题。1982年宪法通过以后，根据第58条之规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

符合这个理性化大趋势的，只是部分严格意义上的技术性方面。第六届全国人大期间，副主任委员中有两名职业法学家——张友渔和钱端升。

法律委是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工作机构，而法工委是人大常委会的一个内设办事机构。除第八、九届全国人大法工委主任顾昂然因年龄原因退休外，从第十届全国人大开始，法工委系统出身的官员开始登上法律委主任委员的职位。

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受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遵循的原则似乎是：法学家都安排为法律委委员，副主任委员由职业立法官员和退休官员担任。考虑到配套立法的滞后性，这次修宪可以看作是1993、1994年中央和地方立法激增的原因之一。法律委主任委员不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任，主任委员亦没有在任职届满后任副委员长。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法律法规体系，应该如何理解它的内在逻辑？ 1.政治主导型立法 为了能对这一阶段的立法有一个更具整体性，并且反映细节的观察，笔者摒弃了按长时段划分立法阶段的传统做法，以自然年份为单位制作了四张K线图，分别反映法律、地方性法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每年的产生情况。仅举社会保险法草案的征求意见为例，统计中比例最高的意见之一，即公务员应当游离于社会保险制度范围之外并没有被吸收进最后的成案。

民法学家梁慧星曾回忆，1990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在武汉召开第四次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胡康生、王胜明（时任民法室副主任）也应邀出席会议。这个官僚系统不但在持续壮大，而且在走向封闭。

到了第十一届全国人大期间，法学家群体占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的比例有所调整。这一点，我们尤需注意当下中国政法意识形态当中科学范式的重要地位。

但是，就中国的情形来看，立法机关这个政治机构同样卷入了官僚化的逻辑之中。现任法工委主任李适时也同样具备这样的特点。

1999年，第三次修宪，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写入宪法。李系外交学院外交业务系国际公法专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专业毕业，拥有法学博士学位，1984年~2003年一直在国务院法制办工作，有着典型的法律官员履历。张友渔曾任国共谈判中共代表团顾问、《新华日报》社长、中国社科院法学所首任所长等职，是一个政治和法学资历都很深厚的人物。据国务院法制办网站法律法规检索系统显示，从1979年7月到2010年底，除宪法及其四个修正案之外，全国已制定法律581件（含已废止法律）、行政法规1168件（含已废止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18015件（含已废止地方性法规）。

职业立法官员具有足够的职业训练和良好的法学背景。但是，从立法的法学角度来看，这一变迁方式是试验性立法或立法经验主义的表现。

其他专门委员会就有关的法律草案向法律委员会提出意见。因此，从这四个年份的情况来看，中国的立法主要还是政治主导型的，每次立法的高峰期都是政治导向的改变而引起。

进入专题： 立法 官僚制 社会结构 。简言之，专业的立法技术的出现及其重要性的提升，使得官僚制本身的逻辑加强了。

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是中国立法的先行者和引导者，是它们而不是法律和地方性法规，走在了政治风向的前面。尤其从1984年~1988年间，增长幅度尤为突出。在7名副主任委员中，乔晓阳、李适时等人都是法工委系统资深立法官员。因此，本文将作为专门委员会的法律委也视为中国官僚制的组成部分。

在中国，这种民主的稀释机制在规范的层面也建立起来了，但发挥的实效却并不明显。也就是说，这段时期的立法工作基本是权力主导型，直接贯彻中央意志，据彭真回忆，邓小平也曾一度直接过问立法情况。

专业化的支配性知识不但不易被稀释，反而可能更改稀释机制自身的逻辑。法律委和法工委的区别在于，首先，两者机构性质不同。

部门规章的公布情况也为这一判断提供了支持。但是这里存在一个问题：1988年是八二宪法的第一次修改，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写入宪法。